【民族与国家】梁启超的论述：

最初由若干有血缘关系之人，根据生理本能，互营共同生活，对于自然的环境，常为共通的反应；而个人与个人间，又为相互的刺激，相互的反应；心理上之沟通，日益繁复，协力分业之机能的关系，日益致密；乃发明公用之语言及其他工具，养成共有之信仰学艺及其他趣嗜；经无数年无数人协同努力所积之共业，厘然成一特异之“文化枢系”；与异族相接触，则对他而自觉为我。

吴文藻：

民族者，乃一人群也；此人群发明公用之语言文字，或操最相近之方言，怀抱共同之历史传统，组成一特殊之文明社会，或自以为组成一特殊之文明社会，而无需乎政治上之统一；当民族之形成也，宗教与政治，或曾各自发生其相当之条件的效力，第其续续之影响，固非必需也。故民族者首属于文化及心理者也，次属于政治者也。

吴文藻说：

民族跨越文化，不复为民族；国家脱离政治，不成其为国家。民族跨越文化，作政治上之表示，则进为国家；国家脱离政治，失政治上之地位，则退为民族。民族与国家应有之区别，即以有无政治上之统一为断。

意思是说,民族如果超出了文化定义的范畴,往前走一步,就变成国家了;国家如果丧失了政治地位,就退为民族了。你如果把这个观点说给一个英国人听,他会是什么反应呢?对此,他一定会不怎么理解。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个民族脱掉文化的处衣,而带上政治的外衣,就成了一个国家。这有无数的例子,在中国有很多,不只是少数民族。但是,当一个国家脱掉政治的外衣,而成为一个民族,这样的例子多吗?在吴文藻的结论里,没有一个国家拥有持久如一的文化,所有的国家都是多民族,只不过是历史脱掉政治或文化的外衣在不断地往前走。这是不是常态?如果他还健在,我会向他讨教:什么是“民族生活”的常态?（王铭铭《超越“新战国”》）

家庭关系中,媳妇与婆婆之间往往是最难相处的。丈夫的父母即公婆,唐朝人一般称为舅姑。唐朝法律对于公婆与儿媳的关系有尊卑的基本规定。“不事舅姑”是被列人“七出”之条的罪名之一。媳妇结婚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见舅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生动地记述了这一点。新妇入门就要主中馈,“三日人厨房,洗手作羹汤。未谙姑食性,先遣小姑尝”。说明新妇讨好婆婆的重要性。婆媳不和是家庭里的常见现象,相关原因很多,重要原因之一是家庭的主导权问题:花钱替儿子娶了媳妇,新婚夫妇却逐渐接管了对于家庭的掌控大权,新妇操持家内之事,儿郎则代表家庭继承“门户”,由此往往引发矛盾。(张国刚《中国家庭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