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世纪的诞生

——多重时间与自我否定的政治：作为异物的“20世纪”》

（节选）

……我将这一时代的宇宙观和历史观的变迁概括为天理世界观的崩溃和公理世界观的的诞生。在晚清至“五四”时代的大量文献中，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归纳天理世界观与公理世界观的尖锐对立：

首先，公理世界观逆转了天理世界观的历史观，将未来而不是过去视为理想政治和道德实践的根源。这一逆转瓦解了儒学世界观内部所包含的对于历史中断的意识和由此而起的通过恢复古典以接续道统的意志。在这一新的历史意识的支配下，不是以个人的道德／政治实践、不是以重构古典或复古的方式重构道统谱系，而是以一种投身未来事业的方式体现历史意志，构成了新的伦理。

其次，公理世界观以一种直线向前的时间概念取代了天理世界观的时势或理势概念：在古典思想中，时势内在于物之变化本身，内在于君子与时势的相互构成之中，物之变化并未被编织在时间的目的论的轨道上；而直线向前的时间提供了一种目的论的框架，将日常生活世界的变化、转型和发展全部纳入时间目的论的轨道。

第三，公理世界观以原子论的方式建构了“事实”范畴，并以此冲击天理世界观的形而上学预设，试图按照事实的逻辑或自然的法则建构伦理和政治的根据，将古典礼乐范畴内的，作为一定关系、制度、秩序、规范之“物”转化为原子论的事实概念。由此，科学概念几乎垄断了“真理”领域，其结果是：第一，进步的概念在过去与现在之间划出了清晰的界限，从而通过古典研究以产生新的创造的宋明理学式的或文艺复兴式的人文主义不再可能。第二，就像孔德将人类历史描述为从“宗教迷信时代”“玄学幻想时代”发展到“科学实证时代”一样，直线向前的时间观念取代了时势的观念，从而宗教与科学之间的分野、以宗教为依托的神权政治与以世俗科学为认识论前提的共和政治是不可调和的。第三，由于“物”的概念发生了质变，首先在认识论上，其次在社会分工上，艺术、道德、政治、宗教、政治等领域的严格分界已经不可避免。无论在认识的层面，还是在制度的层面，知识领域的“两种文化”、政治领域的政教分离、社会领域的公私两分、法律领域的群己权界成为现代世界的普遍现象。像文艺复兴时代那样自由穿梭于古典与现时、艺术与科学、宗教与自然之间已经完全不可能了。

但是，在公理世界观诞生的时刻，对于这一世界观的批判就已经展开了。保守力量的无力抵抗是极为次要的，真正的挑战来自新世界观内部。严复是《天演论》的译者，也是进化论思想在中国最初的、最重要的引入者。然而，他选择的著作恰恰以批判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作品，即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为底本，同时保留了“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基本命题。严复将进化论的法则看作自古而然的普遍时势，不独帝国主义时代为然，并批评赫胥黎的善恶同时进化的理论，未能了解斯宾塞的天演理论预设了“郅治必有时而臻者”。在殖民主义、国家主义和科学主义的浪潮中，章太炎断言所谓“公理”与权力有着密切的关系：在殖民主义条件下产生的“文明化”过程、在现代知识及其体制下形成的对个体的操控，都是公理化的支配形式。

章太炎对“科学公理”的揭露建立在两个基本原则之上：首先,他区分出两种自然概念,断言科学所研究的自然不是自存的自然,而是被纳入特定视野和范畴中的、受因果律支配的自然(为科学所建构的自然)。从这一论点出发,他认为作为解释体系的科学并不能解释世界自身；“公理”“进化”不是宇宙的原理或先验规则,而是人的观念建构；“公理”的创制过程与其说是(作为自然本性的)“公”的展现,毋宁是“私”的曲折的表象。因此,“公理”是控制和支配的代名词。其次,他把自然的运行从目的论的框架中解放出来,否定进化的道德含义,从而拒绝把个体与进化论的历史目的论相关联,拒绝把个体看作群体进化的工具,也拒绝在科学的名义下解构镶嵌在风俗、习惯和传统中的社会纽带。章太炎的反公理的思想并没有回到特殊主义,而是以其锐利的思想探索反公理的公理——一个“齐物平等”的世界。“体非形器,故自在而无对；理绝名言,故平等而咸适”,齐物平等的世界在公理之名言之外,它提示我们只有突破普世价值的宣称才能达到普遍性。

1907年,辛亥革命的风暴尚在太平洋和长江流域的环流中升沉孕育，刚刚弃医从文、从仙台来到东京的鲁迅年仅26岁。在一篇古文论文中，他用一种古奥的文风，谈及对刚刚降临的“世纪”的观察：

意者文化常进于幽深，人心不安于固定，二十世纪之文明，当必沉邃庄严，至与十九世纪之文明异趣。新生一作，虚伪道消，内部之生活，其将愈深且强欤？精神生活之光耀，将愈兴起而发扬欤？成然以觉，出客观梦幻之世界，而主观与自觉之生活，将由是而益张欤？内部之生活强，则人生之意义亦愈邃，个人尊严之旨趣亦愈明，二十世纪之新精神，殆将立狂风怒浪之间，恃意力以辟生路也。

鲁迅概括了“二十世纪之新精神”，即“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这里的“物质”指由英国工业革命所引导的19世纪物质文明，即资本主义经济；“众数”则指由法国大革命所开创的19世纪政治文明，即宪政民主及其议会-政党制度。鲁迅宣称：“十九世纪”的创造力在其世纪末已经式微，自由平等正在转变为凌越以往专制形式的新的专制形式。因此，正在降临的新世纪为中国所确定的目标是超越欧洲双元革命及其后果，建立一个每一个人都获得自由发展的“人国”。

这是中国历史中最早的关于“20世纪”的表述之一。对于当时的中国人而言，这个概念如同天外飞来的异物，因为在此之前，并不存在所谓“19世纪”，也不存在“18世纪”。1907年是清光绪三十三年。在鲁迅的文章中，作为“20世纪”对立面的“19世纪”并非指涉此前的中国历史，而是由法国革命和英国革命所开创的历史时代。这个源自欧洲的世纪正以极其迅速、尖锐和深入的方式成为中国自身的历史内容。洋务运动以降，19世纪欧洲的物质文明和政治制度，亦即欧洲的“双元革命”所带动的变迁正是几代“向西方寻求真理”的人们竭力模仿、效法或追赶的改革目标。从19世纪60年代起，在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阴影下，中国开始了以富国强兵为内容的“洋务运动”；伴随甲午战争（1894）的失败，这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运动直接地转变为以戊戌变法为标志的政治改革运动，其内容之一，便是模仿欧洲立宪政治，建立国会，将王朝改变为“国家”。政治改革运动的失败与“亚洲觉醒”的进程相互重叠，标志着革命时代的降临。当新生的共和国在惨淡的血色中渐渐升腾的时刻，人们不难发觉推动其诞生的力量不就是欧洲的民族主义、市场经济、物质文明和政治体制吗？因此，当19世纪以不同形式成为世界历史之命运的时刻，即便中国不存在西欧和俄国意义上的“19世纪”，为了超越晚清改革和革命的目标，中国只有将“20世纪”这一异物作为自己的使命，才算获得了“自觉”和“解放”的契机。